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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4章 边事不宁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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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廷内部趋于平稳,但从整个大汉而言,却不能简单地用“天下无事”来形容,偌大的一个帝国,每月每日都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风云变化。

当然,最“热闹”的还得属大汉诸边,越是偏远边疆,就越多事。自西北到东北,皆是如此,榆林道那边,由于朝廷强硬的汉化政策,终于爆发了一场反噬,夏州党项部众数百人,在酋长的率领下作乱,反抗朝廷的吞并行为。

结果是没有任何意外的,为兖国公、夏州兵马都指挥使王侁率军扑灭,平乱的过程没什么值得描述的,简单快速,平澹如水,稍微血腥点的是,所有从乱的党项叛匪都被王侁杀了,并且株连了上千的党项部众。

这件事于大汉而言,只是微澜一起,但传到东京,却引起了一定的重视,准确地来说是刘皇帝的重视。

刘皇帝自然不会去反思朝廷的胡民政策如何导致党项人的反抗,他甚至有些愤怒,在他当政到如今威泽遍布天下的情况下,竟然还有人敢反叛。

这可与西南山沟沟里蛮民的叛乱不同,这可是在夏州,在大汉西北的核心统治区域,王化最深的几处边州之一,造乱的又是党项这个大汉国内比重比较大的少数部族。

更可恨的,还在于这是因为反抗汉化,对抗朝廷根本的胡民统治政策,这就触犯逆鳞了。为了推行彻底的汉化政策,打算胡民原有的生产、生活关系,朝廷经过了那么多的讨论与准备,又以极大的决心去推动,朝廷内部本就有些异声,这突然爆发的反叛,简直是打脸。

党项人可不是前两年新依附的漠北部族,从定难军归附开始,已经过去十多年了,但其他地方没有大的变乱,偏偏是党项人,偏偏在夏州地这西北重镇。

这说明什么,朝廷对于党项人的归化是不到位的,很多人的都是面服心不服,仅靠迁走李氏家族,以及分拆转移几万党项人,是没法解决根本矛盾的,只是一种缓解折中的办法。

过去,没有发生大的变乱,只在于朝廷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,尤其是部族首领、酋长们的核心统治权力。

而十多年后,新一批的党项人成长起来了,他们对朝廷的敬畏也在趋于澹化,汉胡之间的新旧矛盾也在长时间的酝酿下开始发酵,朝廷的汉化政策,只是一个引子,具体的表现就是夏州那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的叛乱。

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,这是颠扑不破道理。但作为统治者,刘皇帝可不会反思自己的政策有什么不对,尤其是针对党项人,他的忧国忧民,也是有局限的,甚至认为,党项人之所以敢掀起动乱,恰恰证明朝廷的过去的治化政策不到位,正需进一步的贯彻落实,认为压迫得不够彻底,没有将其彻底驯化。

在国家大局面前,党项人,具体地来讲,党项首领们的利益,也是微不足道的。敢反抗,那朝廷就敢杀,刘皇帝的态度是强硬的。

因此,对于王侁反应及时有效的平乱成绩,予以了肯定的评价,下诏褒奖,并说王朴生了个好儿子,不负兖公之爵,该当重用。而这一个评价,也基本能够宣告,下一任的榆林道都指挥使便是王侁了。

同时,刘皇帝敦促朝廷向北面诸边发布训令,要求各边地官府,在施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,要严防部民反复,夏州事件,就是一个警示。

而根据此前的政策,夏州知州就倒了大霉,因为境内出现了成规模的叛乱,闹出的动静甚至上达天听。

小小的动乱虽然平息了,但事后的追责程序却也没有少,知州刘承锡直接被罢官夺职,贬为庶民,这可是宗室子弟,刘崇的儿子,刘皇帝的堂兄弟。当然,以刘皇帝对这些宗室严厉的态度,这样的处置也不足为奇。

不过,在夏州还流传着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,说事发之前,王侁便已收到了消息,但刻意按捺,待乱众聚集,影响扩大之后,方才出兵平乱,赚了一个不大不小却足以支撑报捷的功绩。

当然,这其中的弯弯绕绕,也说不清楚,就算传到朝廷,引起重视,也很难调查出个具体的结果来,王侁要想辩解,也有的是话说,但平乱的事实却是确定的。

而事实上,发生在夏州的这场党项人叛乱,在当地影响还是很大的。那些长时间接受朝廷统治的党项人,忽然发现,似乎有了另外一个对抗朝廷、争取利益的办法,而伴随着朝廷不肯妥协变通的汉化政策,伴随着朝廷敦促下诸边道州官府的高压政策推动,矛盾也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积越深......

如果说发生在夏州的变乱只能用微澜来形容,那在漠北,就可谓风云激荡了。契丹主耶律贤的病逝,于漠北而言,是个巨大的变故。

通过几年的休养,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对塞北部族的统治,随着耶律贤的死再度动摇了。且不提汉军的铁骑吊唁,仅契丹内部就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,而在金山以东的乃蛮人也趁机,再度向东扩张,侵袭契丹的漠西北地区,向着新草原霸主的远大理想目标前进。

当然,于契丹而言,乃蛮人的侵扰,也只是疥癣之疾,他们面临最关键的问题则是,谁来继承契丹主位。

对于这个问题,刘皇帝曾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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