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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章 新政与人事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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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开宝年的新政,并不止于农事、民政,在养民生息的纲领之下,还着重提到了几条。

其一,吏治。除了继续明确反贪、反腐之外,对于朝廷的监察体系继续调整,使三法司的职权范围更加清晰。同时,对于朝廷其他部司衙的官职权责,也加以明确。

继续清减冗官,对中枢及地方道州诸衙职吏数量进行精简,以县政为例,除了朝廷委任知县、县丞、主簿、县尉等亲民官外,对于当差吃粮的吏人公人数量也进行一定的削减,对各类吏职进行调整,该合并合并,该裁撤裁撤。同时规定,小县各类公职吏人的数量控制在50人,中县75人,大县100人,望县150人。

大汉各县分级,还是按照人口划分,两千户以下为小,两千户以上为中,五千户以上为大,万户以上为望。当然,对全国人口清查登记,也在新政施行之列。

在选才方面,继续完善科制度,增加实用科目,扩大录取范围,控制录取名额,加强徇私舞弊的惩罚力度。同时,提高贵族荫官入仕的标准。

另一方面,继续拓展观政制度,不仅限于中央部司与近畿衙门,而向天下道州推行,并加强对官员的考核。同时,新的俸禄制度,也正式颁行,这是配合此前的勋爵制,提高官僚们基本待遇,毕竟在乾祐时代,刘皇帝并不算“优待”官员,经常听到有官员清苦而难以维继生活的情况。虽然属于少数,但也能地窥其一貌。

其二,则为河务。既为防备水患,也为疏通漕运,不管是对政治、经济、还是军事,漕运之通达,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刘皇帝打算在旧有水道水脉的基础上,对全国的漕渠进行一次梳理,在此前的议政中,就有不少人就此提议。

不只是针对中原、东南,河北地区也一样,甚至于,关中布政使武行德也上表,请求重凿砥柱、三门。当然,在河务方面,刘皇帝始终秉持的一个基本方针,就是不急不躁,稳步推进,量力而行。

除了开凿、疏浚、改道、并流之外,针对于水患频发的地区,除了加固堤坝之外,就是继续推行植树,于水岸密植杨柳以固土。

其三,则是军事了。对于大汉的军制,刘皇帝目前还是很满意的,内外相制,更戍法也实行多年,算是稳固了,因而只是微调。

提高诸边戍卒的待遇,除了禁军的轮戍之外,对于地方戍卒,采取就近轮换的办法。另外,则是对全国军力进行一次调整,禁军、及边军主要是汰换,将老弱退役,地方则裁减,当然,岭南、东南地区暂时犹以重兵控制。而皇城宿卫的军士,则提升至一万人。

更重要的,则是刘皇帝做出一副不再对外用兵,军事以守备为主,一心经营发展国内的样子。当然,这只是表象,短时间内,确实没有再大规模用兵的意思了,国家需要调整,百姓需要安宁,以内安官民,外惑四夷罢了。

在大汉取得基本的统一之后,这轮冉冉升起的红日,所释放出的光芒,已经让周边诸国侧目不已了,包括契丹、回鹘、高丽、大理这些国家,都争相遣使,忌惮之意,不需言表。

至于其他小国、部族,更是纷至沓来,包括此前没有多少联系的安南吴朝,也遣使到东京了,卑辞厚礼,态度尤其恭顺,称奴颜婢膝也不为过,妄图称臣以得到朝廷的认可。

新政政策颁告之后,当着满朝大臣,刘皇帝则再度直言发声,表明志向,勉励群僚,君臣同心,共创盛世,护天下之太平,与百姓以安康。

另外,诸多政令的实施,是需要一批素质过硬的执行者的,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。历来国家政策,都是些纲领性的意见,可解释的空间太大了,自上而下,在朝廷是一个意思,下达道州是个解释,再到县里或许就已经完全变味了。着也就使得许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,最终跑偏,不遂人意,进而失败的原因。

朝廷对国家的掌控力度在这里,信息的传递,内外的联系,社会的发展程度,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细致地治理天下,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并不出奇。

当年,以当下朝廷的权威,倒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情况,纵有偏差,也不会太离谱。但是,想要尽量顺利地推行新政,尽量完美地实现目标,却也需一个有力的领导团体与执行班子。

因此,刘皇帝对大汉的权力中枢,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,以迎新时代,并为新政的施行保驾护航。

魏仁溥为中书令,仍居首相,主掌国政;窦仪以吏部尚书,兼尚书左丞,同平章事;王溥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,成为政事堂内最年轻的相公,他与窦仪可以说是推行新政的骨干人员;雷德骧虽为三司使,但比起王溥,除了年龄大些,其他似乎都比不过了,有些憋屈。

工部尚书,该任慕容彦超了,主要让这慕容皇叔将的经历放到对河工水务的调研与治理上去;雍王刘承勋改授幽冀安抚使兼真定知府,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镇。陶谷则自相位上退下来了,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迹弹劾他,刘皇帝让他回宣慰司干老本行,估计最不乐意的就是他了。

刑部尚书,则由回朝的国舅李业担任;慕容延钊因为身体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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